唐寰澄
我所接觸過的老一代橋梁專家，特別是留學學習國外橋梁科學而且有所成就的橋梁專家，對中國傳統的橋梁都有濃厚的興趣，且當事業成就、年歲日高時，更以主要精力用來研究中國古橋。這是為什么？原來一方面學貫中西有所對照，發現中國古代的橋梁，雖然沒有近代的計算理論，卻是構造巧妙而合理，造型民族化而富于美感，是一個尚可繼續發掘的寶厙；同時，作為炎黃子孫，要把中國各民族古往今來勞動人民的卓越成就引以為驕傲、公之于世界。茅以升先生就是老一輩中在這方面的杰出代表。
茅先生與我，已是隔了一代的橋梁工作者，年齡相差31歲。當他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任大學校長的時候，我方來到這一世界。當他在轟轟烈烈地建設第一座中國人自己設計自己監修的錢塘江大橋時，我才讀完小學。我之能識荊，是抗戰勝利之后的事。1948年我從上海國立交通大學土木系畢業，因為聽說茅先生組織中國橋梁公司有建設武漢長江大橋之舉，于是通過舍親、茅先生的學生、時任江蘇省公路局長的張競成先生的介紹，在上海總公司見過一面后，被委派到漢口分公司工作。這樣，我們之間，確立了一個公司中的上下級關系。
漢口分公司經理梅旸春先生是錢塘江橋鋼梁設計負責人，亦曾留學美國，是茅先生的學生，于是我便是茅先生學生的學生。從梅先生那里，我學到了不少實際的東西和公司傳統的進取精神，也接觸了當年武漢長江大橋計劃的情況。
抗戰勝利后的中國，處在苦難之中。建設位于低谷，學土木的人往往無事可做。橋梁公司漢口分公司依靠茅先生的聲望和梅先生的技術，尚能有些中小業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橋梁界第一個喜訊就是黨中央決定修建武漢長江大橋，國家接收了官僚資本（原交通銀行資本）的橋梁公司。茅先生由于愛國和在科技界的聲望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梅先生則在南下協助搶修了粵漢線被破壞的橋梁后，負責武漢長江大橋的測量、鉆探和設計的任務，我們便都有了素所志愿的工作。不久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局成立，茅先生受聘為技術顧問委員會主任，我們之間再次發生了間接的領導和被領導關系。
武漢長江大橋勘測完成后，我奉調在總體設計組工作。中央對武漢大橋建設的要求是：“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橋梁？中國從未造過象武漢長江大橋這樣的大橋，更無從著手設計民族形式的近代大橋。第一次設計討論會上，中國古典建筑的權威梁思成教授提出一個民族形式橋頭堡的方案，造型高聳雄偉。它以建筑為主體，與橋缺少一定的聯系。茅以升先生在思索這一問題。作為一個年輕的、當時具體參加過這一工作的橋梁工作者，我也在學習和思考，想在中國具體橋梁的實物和歷史遺產的故紙堆中探索橋梁的“民族形式”。
在偶然的機會里，我從故宮初次展出的名畫、宋代張擇端作的《清明上河圖》上發現了一座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特殊形式木橋。我對此畫作了歷史考證和結構分析。在刊物上發表后，得到梁思成先生，茅先生及其親密的朋友、老一輩橋梁專家、原錢江橋總工程師羅英先生的青睞。這樣我才知道茅先生和羅先生正在研究和準備寫作中國橋梁史。羅英先生從我處取得了《清明上河圖》汴水虹橋的資料，載入其《中國橋梁史料》（1959年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中。茅先生在為該書所作的序中，盛贊羅英先生的工作，同時說：“我國是個既大且古的國家，幾千年來修建各種橋梁，不可勝數，僅以石橋而論，據說即達四百萬座之多，其中有很多在工程結構和科學技術上具有驚人成就。……然而，就是要編一部橋梁的史料書，也談何容易。我國橋梁雖多，而記載橋梁本身的文字，卻極其缺乏……(多數是)借橋梁來抒情遣興的詩詞歌賦……在各省各縣的地方志中，也都是提到一些橋梁名字，甚至約略介紹些情況，但遠遠不夠技術上的要求。在這樣一堆文獻中，分析整理出適用的資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作為作者(羅英)在橋工中的多年伙伴，我能為他這次紙上的工程作點介紹和宣傳工作，深深感到高興。希望他繼續努力，參加完成一部更完整的中國橋梁史”。
事實上茅先生也早在研究古橋，勤寫筆記(有十厚本、近百萬字)，發表文章。所以1961年8月26日羅英先生致作者函中說：“……中國橋梁史料是我國橋梁工作同志數十人協力寫成的。這本書，如認為有點貢獻，宜歸功于大家。去年夏，科學院學部在上海開會，是時我適臥病醫院，有幾位學部委員(包括茅老在內)前來看我，當時曾談到編橋梁史事，擬定由科學院科學史研究室設立橋梁組以便進行這項工作，后因事而停頓，未能照預定計劃進行……”。可見茅老和羅老在六十年代已經有編寫完整的中國橋梁史的計劃。羅英先生完成了《中國石橋》和《中國橋梁史料》兩書后，于1964年逝世，遺下完成一半的《中國石拱橋研究》及計劃中的《中國橋梁史》都落在多年合作的老友茅先生身上。
早在1937年時，原上海黃浦江管理局建設處的丹麥工程師福格·梅約曾經寫過《中國橋梁》(英文)一書，內容廣泛，題材完整，也有不少實物資料。但他缺乏中國歷史的知識，難以考證和分析。茅先生在平素考證研究的基礎上，糾正其錯誤，翔實地記述了國家公布作為重點文物保護的安濟橋、盧溝橋、萬安橋、安平橋、瀘定橋等十座橋梁，論著分別刊載于《文物》1963年第9期和1973年第1期中。
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茅以升先生和梁思成先生聯名提出“請政府組織委員會，編寫‘中國橋梁史’案”(提案第124號)。提案的處理情況是：“據交通部報告，關于編寫中國橋梁史問題，曾拜訪了茅以升代表，并先后和有關部門進行了磋商，現正由交通部會同文化部、建設部、鐵道部進行此項工作，準備先組成中國橋梁史委員會，然后再訂編寫方案”。然而由于發生了延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橋史編寫工作被擱置下來。
在那場浩劫里，老一輩有功勛的科學家，多數也不能幸免，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茅先生除日常的工作外，仍孜孜不倦于橋梁史的研究和積累資料。在當時不可能進行橋史編寫的情況下，他鼓勵《橋梁史話》的作者們以科普的形式編寫出版，作為橋史的前驅。他還積極為之撰文和作序。他在序中說明橋史編寫的困難，資料收集不易，同時說：“一座橋的興廢，更要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等的影響。因而寫橋梁不但寫它本身，還要寫它的背景，這就牽涉到很多復雜問題。”該書于1977年出版，“使讀者先睹為快”。雖然此時“四人幫”已被粉碎，但該書諸作者受極左路線的影響，仍不免在文字上有所反應。總的來說“在向四個現代化大進軍的時候，這本書的出版，當不失為鼓舞人心之一助”。
介紹中國勞動人民在科學方面的成就，使之垂之久遠，傳之遐方，是茅先生的夙愿之一。他親自編寫并于1978年出版了《中國橋梁——古代至今代》一書，譯成日、英、法、德及西班牙5種文字。書中對“中國(古今)諸名橋作扼要的介紹，通過中國古代橋梁合乎科學的構造及卓越的建筑形式，讀者將為中國古代文化所激動。至于用先進技術所建造的巨大的近代橋梁，將表達今日發展的中國的一個方面”。這本書，對世界各國的讀者，起到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智慧的積極的媒介作用。
然而，上述這些還都是前奏而已。對于中國橋梁史的編寫，茅先生依然耿耿于心，無法釋懷。
從1959年開始，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以其過去在中國工作時對中國文化、科學和技術等各方面成就所產生的濃厚興趣和感情，動手編寫、陸續出版，并仍在繼續編寫中的巨著《中國的科學與文化》（或譯作《中國科學技術史》）。其1971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三冊“土木工程和水利”中，有一章專門介紹中國的古橋。全文約三萬字，參閱了數百種資料，包括外國作者的介紹、中國古籍和中國近代人的作品，如梁思成、羅英、茅以升等諸先生及筆者關于中國古橋的文字，盛贊中國橋梁的成就。李約瑟博士的著作，較之馬可波羅更系統、更公正地介紹了中華民族的各方面的成就，認為“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在十五世紀以前更是如此”。(《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序言)這本書震動了世界，也震動了中國，難道中國不能有自己介紹自己的著作嗎？
畢竟李約瑟博士不能象中國人一樣多方面獲得中國歷史資料和普遍地進行實地調查，難免有疏漏之處。因此，茅先生編寫中國橋梁史的決心更大，并且增加了緊迫感，因為動手組織編寫此書時，他已是83歲高齡了。
1983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出版了英文版的《古代中國技術與科學》，分51個項目，介紹中國科技的成就。茅以升先生為之作序，詳細敘述了中國科技的成就和盛衰；中國使者、僧人等對傳播古代科技于世界的努力；十九世紀外國入侵，中國進入“全盤西化”，對民族成就抱虛無主義的可悲態度；解放后眾多的出土文物使地下的中國科技和藝術的寶藏公諸世界；他說：“即使在西方來的科學和技術，也有時包含著中國傳統的證據。”他舉河北趙州橋為例，認為是近代鋼筋混凝土空腹拱的前驅。其它領域里的證據也不勝枚舉。最后他說：“將古代的成就轉變為新的動力，中國的科學家和技術工作者們相信，現代中國在不遠的將來，能夠達到或超過某些先進的國際水平。”
正是抱著這樣的愛國家、愛科學的熱情，經多方努力，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交通部科技委員會支持下，茅先生擔任《中國橋梁史》編委會主任和編寫組主編，組織老中青三代橋梁工作者正式進行橋史工作。
原先的計劃比較龐大，準備寫成包括自古代直至成稿之日資料的中國橋梁史（古、近、現代）；繼而由于某些原因，壓縮為中國古橋史；最后又為避免橋梁史話中牽強附會的某些政治分析，確定為《中國古橋技術史》。雖然近代的橋梁史由鐵道部、交通部分別完成，但缺乏一本高屋建瓴，統觀全局的近代橋梁技術史，未免令人扼腕。
在指導《中國古橋技術史》編寫的過程中，茅先生以耄耋之年，再次發揮其一貫的組織能力、用人氣度和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制定了編寫原則，讓大家分工負責，茅先生強調指出：“往往一字之差，意義為之左右。”編輯同志們從四百多種古籍中，探微索隱，一絲不茍。
文字探索之外，尚分兵幾路，幾次赴云南、四川、浙江、江蘇、江西、福建、山東、山西、河北、河南、甘肅、西藏（委衽西藏交通廳）等省、自治區對其重點橋梁進行調查，拍攝照片。與書本考證相結合，分別整理成考察報告。
編輯們按分工分寫各個章節，并分別在北京、杭州等地召開討論會，修改、補充，反復多次，精益求精。
由于茅先生的推薦和大家選定，由我擔任副主編，負責統稿工作。在茅先生的具體指導下，通過大家日以繼但的努力，幾易寒暑，全書終于編撰完成，1986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國科學院為本書的出版舉行了新聞發布會。1987年7月17日，《中國古橋技術史》獲1986年中國圖書榮譽獎。至此，醞釀近二十年，茅先生為之付出心血的《中國古橋技術史》終于問世，并得到社會的承認。
茅先生親自為全書寫了“前言”和“概論”。在前言中，他謙虛地勉勵大家：“本書之能于短期告成，可知所有參加工作的同志們所費心血，非比一般，作為主編，我向全體同志表示欽佩。希望今后過若干時間，再作一次修改增補，以期更好地發揮其作用。”他指出：“任何新技術皆有其舊技術的根據，往往舊事物中孕育著新事物的萌芽。……我國橋梁技術，過去曾在世界上領先，現在追述其歷史，探索其所以領先之故，正是為了從中得到啟發，來發揚光大其固有傳統，為促進四化建設之一助。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不能造的橋。我國橋梁技術，將于其中再度顯現其領先的可能性。”
歷史是一場眾多人參加的接力賽跑，后人接過前人的事業，繼續前進。橋史完成后，茅先生又將其老友羅英先生的未完稿《中國石拱橋研究》一書委托我予以續完。該書前半部完成于1963年，需增補后20年的資料。我花了近兩年時間，完成了任務，使茅先生“如釋重負”。（1964年茅先生挽羅英聯中有“遺著傷心余半部”之句。）
1989年11月12日茅先生在北京逝世。當時我正在由武漢乘船赴重慶講學的途中，到重慶后始知消息，深深為之哀悼。一代巨匠，完成了偉大的歷史使命。歷史將永遠銘記茅先生最后的杰作。
“橋史”完成后，陜西咸陽發掘出古秦漢木橋遺址，規模宏大；山西永濟縣發掘出黃河蒲津浮橋東岸唐代的四尊鐵人鐵牛，制作精美；廣東潮州宋代的石梁石墩和浮橋相結合的廣濟老橋，因建新橋，將作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予以修復；四川劍閣又恢復了一段棧道。這些新情況證實了茅先生關于“橋史”需“再作一次（甚至多次）增補”的先見之明。我堅信，中國的橋梁事業不會衰退，后繼必定有人！
（作者系鐵道部大橋工程局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