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椿
1938年夏，我由長沙商務印書館調到在湘西楊家灘復效不久的唐山工學院工作，得識院長茅以升。長沙大火之后，學校由湘經桂入黔，在離馬場坪公路8里的平越縣復課。茅老長院四年，弦歌不絕，同學讀書，進步極大，因此當時人稱平越是亂世桃源，讀書佳境。
后因美援物資源源入境，滇緬公路舊有橋梁急需加固，茅老奉調離院到貴陽，就任橋梁設計工程處長，負責橋梁加固工作；唐院則改名國立交通大學貴州分校，由胡博淵任校長。不久我亦蒙召離校到橋工處供職。
在此期間，茅老不斷往來奔走昆明、貴陽、重慶之間，十分辛苦。日寇投降，抗戰勝利，我離鄉八年，求歸心切，辭別茅老，返回南京。
我不但在茅老身邊工作了近八年，而且在直到茅老離世的半個多世紀時間里，一直互通聲氣，從未間斷。茅老每來南京，必來找我。最后一次是自廬山來南京，住東郊六日。他一到即召我，天天陪同外出，尋根訪舊看橋。
茅老的學業成就，國人共知。此外尤當一書的，就是對人能讓能容，與人為善，善與人交，樂為人助，例如，茅老對在“錢橋”一起工作的總工程師羅英，工程師梅旸春、李學海等人，由于相處融洽，配合得好，對取得錢塘江大橋工程之完成大有裨益。茅老早年在水利處，副處長鄭肇經、唐院教授朱泰信、后橋處副處長顧懋勛、黔桂路局局長侯家源等一個個都是工程界學者專家，處事接物各有個性，而茅老皆能愉快地共事，確實不易。
杭州錢塘江大橋的建設，正值抗戰全面爆發的前夕，困難重重，不一而足，可茅老冒著敵機的轟炸，置個人安危于度外，堅持組織施工，直至通車，為民族立了功，為祖國爭了氣。
柳州淪陷后，日寇又進占貴州都勻、獨山，貴陽十分危急，橋處不得不離貴陽而遠移重慶。在財政艱難的情況下，茅老為了為國儲備人材，對橋處的大批工程技術人員的安頓之計盡心竭力。他不顧疲勞，多方呼吁奔走，求得了支持，爭得了貸款，成立了中國橋梁公司和重慶纜車公司，維持了這支工作隊伍。全國解放后，這一大批技術力量為新中國的建橋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很大。當時地位如茅老者，差不多皆置有房產，多的置有幾處。然而據我所知，茅老身后，除了書籍資料，別無長物。歲學成回國起，為祖國工作直到最后，貢獻24茅老自
茅老一生，對老人竭盡孝道；夫婦相敬如賓；兄弟姊妹，備極友愛；對小輩教育幫助，各使有成。修身齊家如此，難能可貴。
（作者系江蘇省文史研究館名譽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