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和叔

茅以升博士1896年誕生于江蘇丹徒（即今鎮江）。唐山交通大學在1896年以北洋鐵路學堂名稱創建于山海關，人校同庚，相得益彰。唐山交大為茅老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基礎，而茅老對唐山交大的枝繁葉茂則是鞠躬盡瘁、不遺余力。而今，茅老已是譽滿中外的科技泰斗，唐山交大亦為聞名遐邇的“東方康乃爾”。

1916年5月茅以升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唐山交大前身，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土木科（本科四年制），隨即考取清華大學官費留學美國，赴康乃爾大學進修碩士學位。在他之前，康乃爾大學對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的畢業證書不予承認，首先考了他的大學課程，成績特優；繼而參加研究生的入學考試，成績又是特優，這才使碧眼教授們滿座皆驚，頓時對這個年甫21歲的“唐山人”刮目相看。從此，這座世界第一流工業大學作出決定：凡是由唐山工業專門學校來的學生一律免試升入該校。茅以升為中華民族、為唐山交大在國外爭得了堪以自豪的榮譽。他在康乃爾大學學習不到一年時間，即以優異成績，取得該大學的碩士學位。

1921年北洋政府將北京的郵電鐵路管理學校和上海、唐山的工業專門學校合并成為交通大學，由當時之交通總長葉恭綽兼任校長，唐山工校改名為交通大學唐山學校。這時茅以升已從美國獲博士學位歸國工作，葉氏聘請他擔任唐山學校之副主任（主任為自1912年起在唐任教的羅忠忱教授，是茅的老師）。在當時的舊中國，象茅博士這樣有真才實學的青年擔負起培育莘莘學子的任務，斯人斯事有如鳳毛麟角。近代國際馳名橋梁建筑大師、美籍華人林同炎博士曾說過：他個人的事業成就在國外，而他的學術基礎則在中國，歸功于他的前輩茅以升博士（林氏系唐山交大1931年畢業生）。林氏之言是對茅博士學術成就的實事求是的評價。1926年2月而立之年的茅博士第二次到唐山擔任校長。因為北洋政府的人事干擾，任職不足三個月，憤而辭位。

為紀念我國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全國各地上演了《流亡大學》這部歷史回顧影片。影片以竺可楨博士和他領導的浙江大學為生活原型，描述錢江大學在抗戰時期，全校師生由正直的學者校長率領，在外敵、內奸之欺凌壓軋下，顛沛流離、弦歌不絕的感人情景。茅以升博士和唐山交通大學在抗戰時期內遷復校復課的艱苦歷程，與《流亡大學》的情景極為相似。當時唐山交大的處境比起影片中的錢江大學來，更為艱難：錢江大學內遷之初，掛著大學的招牌，運去部分圖書儀器，全體師生基本完整集結。而唐山交大內遷時除零散歸隊的師生外，其他一切都是零。她當時已經沒有校名招牌了，但憑著幾千名校友和二百名師生心中永存的“唐山交大”這塊無形招牌產生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唐山交大從廢墟中再生。早在1935年，殷汝耕組成偽冀東自治政府，一夜之間，冀東22縣全部易幟，唯獨唐山交大的校墻內升掛原來的中國國旗。1937年7月蘆溝橋一聲炮響，敵偽即先于京津侵占唐山交大校園，留校師生倉惶離校，星散南逃（當任院長孫鴻哲留醫北平，隨后不久病逝）。1937年初冬，茅博士親手設計建造的錢塘江大橋，完成拆遷疏運及軍運任務后亦已炸斷，他隨當時的交通部內遷武漢。這時候唐山交大部分師生也各自流亡匯集到武漢、南昌等后方城市，校友們密取聯系，共商復校大計。國民黨教育部奉令要從鐵道部接管交通大學，而鐵道部又要歸并到交通部，人事變動紛繁，爭權奪位，自顧不暇，當然對區區二百名師生的學院之出路與存亡，漠不關心。校友們只得自動組織起來進行復校活動，茅博士義不容辭地領導了這一活動。是年12月，湘黔鐵路工程局在湖南湘潭撥出兩間公舍作為唐山交大教室，“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的校名牌又堂堂皇皇地掛出來了；武漢、南昌、長沙等后方城市的大報紙上，刊登《茅以升招生啟事》的新奇廣告。老學生們從華北、中原、上海、江西等地紛紛歸隊，湘黔鐵路局派出15名優秀工程師（其中包括校友10人）乘軌道手搖車，輪流到校兼課。可是教育部還不承認，拒撥經費。校友們紛紛捐款集資達1萬2千元（當時可購25萬斤大米）。這種“唐山交大人”的精神和毅力終于遏制了教育部的頑固阻力，自力更生的復院工作勝利完成，茅博士經教育部直接聘任（越過上海的交通大學本部）為交大唐院院長，這是他第三次主持唐山交大了。

在湘潭繼而湘鄉復院上課不到一年，茅博士率領全體師生又作第三次內遷。1938年11月中旬的“長沙大火”迫使臨近前線的唐院往云貴高原轉移。是年12月2日行經桂林時，敵機轟炸市區，80多名同學的全部行李及部分公物化為灰燼，其悲慘情景，難以言表。然而三百余名師生毫不氣餒，他們沿著湘桂鐵路路基和黔桂公路，攀越苗嶺瑤鄉向前進發。時值嚴冬臘月，雨雪交加，道路泥濘，饑寒交迫，經過三個多月的風餐露宿，跋涉1200公里，到達貴州平越縣。在這個方圓僅4平方公里、約500戶居民的小縣城內孔廟的大門上，第三次掛起復院后的校名牌。由高厚城墻封閉起來的縣城，地處崇山峻嶺之腰，長年雰瘴籠罩，卻有遠離戰火前線，敵機也不“光臨”的優點。師生們暫時安定下來，重續弦歌。茅博士在這艱苦卓絕的環境中，從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重新建設唐山交大。他每年駐校九、十個月主持校務。憑學校和他個人的聲望，約聘知名學者、專家教授，離開渝昆筑等后方大城市到這僻鄉山溝定居任教；利用寒暑假期，邀請各方學者教授及專業主管人員，到學校作短期學術講座。他自己就親自講了四十年代的一些新課題，如《土壤力學》、《巖床鉆探術——地球物理學之應用》等。

為抵制國民黨黨化教育之干擾，他堅持實行由院長、行政及教授代表組成的院務委員會制，以商議決定學院的重大事務；實行三長上講壇制，即教務、訓導、總務三長均開講大事務；實行三長上講壇制，即教務、訓導、總務三長均開講一至二門課程。教務及總務二長均系本院教授兼任，唯獨訓導一長，由陳立夫主持之教育部指派C.C骨干擔任，這種不學無術、缺德少才的黨棍能在這所“東方康乃爾”登上講壇么？只好星期六下午到禮堂向一年級同學集體做“三民主義”和“總裁訓示”的宣講，同學們樂得借此閉目養神兩小時。

唐山交大在湘潭復院不久，北平交大也從淪陷區撤出，奉令歸并到唐院，成為唐院之鐵道管理系。在獨立的工程學院內設立鐵道管理專業，在當時國內大學的系科序到上確是罕見，但茅博士卻毫無世俗門戶之見，極端關注它的發展。這個管理系四個年級共約160名學生，配備了管理專業及基礎課程8名教授1名講師及2名擔任土木、機械課程的兼任教授，教學力量可謂相當雄厚。（重點教授每周講課達12課時）鐵道管理專業開講微積分、最小二乘式、工程圖畫、鐵道工程、機車構造等理工科課程，在四十年代的國內大學課程中，也是一種創新。茅博士對管理這一門科學，有其獨到的富于哲理的真知灼見。在1935年5月2日北平交大校慶的集會上，茅博士對管理系全體同學演講時說：“······每當我看到管理系四間教室門框上分別釘掛著‘管一’、‘管二’、‘管三’、‘管四’四塊小木牌，我就思考，這不單純是指點管理系四個年級上課的地方。從‘管一’到‘管四’表示學年的劃分，表示學習內容的遞增，但更重要的是說明管理科學應當由淺到深，由易到難地劃分為四個步驟進行探討。我認為‘管一’的涵義是管物，物件的變化在一定條件、一定時期內是相對穩定的，按其物理和化學性能數量進行管理，是比較容易管好的。‘管二’的涵義則是管事。事務的發展，因其內部因素運動和外部聯系變化，經常呈現錯綜復雜的動態。管理好事務的難度比較大些。‘管三’的涵義應當是管人。人是社會進行中最活躍的一個因素，所謂事在人為。對人的教育、培養、使用、調配、甄選、典敘、激勵等等人事管理工作，是一門難度極大的管理科學。‘管四’的涵義則是管自己。法古今完人，學中外圣賢，百世流芳，經得起千秋歷史評說，難矣哉，難矣哉！修身慎己，從善摒惡，是我們畢生的任務，愿諸生與我共勉之……”（聆教已逾50年，原辭記憶模糊，大意如此）這一演講的寄寓，在管理系全體師生中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和廣泛的稱頌。

1942年4月茅博士辭唐院職，專門致力于橋梁工程設計。但仍一如既往關注扶植唐山交大之發展。1944年12月，敵犯黔南都勻，唐院又被迫西遷，復院7年慘淡經營的少量圖書、儀器毀散殆盡。在這存亡關鍵時刻，茅博士會同趙祖康（1922年校友）等校友，將師生們妥善接運到重慶，并聯系轉移到四川壁山縣丁家坳，在交通部技術人員訓練所舊址作內遷后的第四次復課。

1949年1月唐山解放前夕，國民黨教育部令唐院遷江西萍鄉。大部分師生集中上海待命，何去何從，眾口不一。當時在上海的茅博士會同趙祖康（時任上海特別市工務局長）、侯家源（1918年校友）、唐振緒（1935年校友）等商定，公舉唐振緒主持唐院，留滬籌備復課。實際上則是團聚師生，迎接即將到來的上海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鐵道部將交大京唐兩院合并組建為中國交通大學（后更名北方交通大學），任命茅博士為校長。這是他第四次領導交通大學的工作了。1949年11月初，茅博士赴唐山視事，唐院師生傾校出迎，排滿了自車站至學校的三里長街。

（作者原任柳州鐵路局總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