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

 二伯茅以升學識淵博，思想活躍，思路敏捷，見解新穎，我覺得和他談天是一種最好的享受。說來很湊巧，從五十年代到二伯逝世，我們始終住得很近。二伯是我國橋梁工程的先驅者，而我也是學工程的（不過是機械工程），因此在子侄輩中，他和我談得最多，也最投機。“文革”以前，他的工作很忙，沒有時間就一個題目連續地和我談，因此也深入不了。“文革”開始后，他靠了邊，我與他談天的機會多了。同時，我已年近四十，閱歷多了，對他的思想更容易領會。

我們談的題目涉及到工程和科技的各個方面。他曾經想改造整個力學體系，廢棄力的概念，改用能的概念。事實上現在大家認識到的力學現象本質上都是能的傳遞、儲存、釋放和形態的轉變。他甚至擬訂了一本“能學”教科書的章節提綱，如果他能精力充沛地多活幾年，這本教科書也許可以問世，那就可能引起整個物理學觀念的革新。他還提出過科學和技術的新定義，沿著這個思路，科學和技術可以各自建立起學科體系，這對于工程教育、科普活動、科技研究都有實踐上的指導意義。但他的許多主張中，最使我感興趣的是把顛倒了的工程教育順序恢復過來，即他稱之謂“習而學的工程教育。”為此，他曾寫過一系列文章和一本小冊子。

知識是從實踐中歸納出來的，越是基礎性的規律，趣是抽象，離開實踐也越遠，也更難于掌握。而學習的原則應該是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可是現在的大學工程教育卻反其道而行。大學一年級先學微積分和物理學，這些概念抽象，不容易掌握，而越是高年級反而越是接近實際，抽象的概念越少。學習成了先難后易。一個有志于獻身橋梁建設的青年人，進大學首先遇到的是和造橋無直接關系的數學、力學，他的專業興趣不容易培養。有的人有極高的施工組織才能，但不善于抽象思維。這樣的人才在現有教育模式中很可能被排除在大學之外。相反，現在大學畢業的優秀學生多半長于邏輯推理和概念應用，卻未見得有組織能力。如果讓他們去指揮施工，很可能出現工序銜接、質量監督、人事配合等實際工作的混亂。人才應該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可是現在的大學教育卻偏重理論而相對地忽視實踐。這種教育順序

不但違背了先易后難的原則，而且造就的學生善于用腦而拙于動手。結果不能不對我國的工程建設產生不利的影響，不難出現高超的設計，但難于使其變成現實。

有鑒于此，二伯提出一個新的教育順序，其原則是先知其然，后知其所以然。以橋梁建筑專業為例，大學一年級先學施工條例，一年級則學設計規范。這些學習內容不必解釋條例和規范的理論基礎，只說明其內在的聯系。到三年級可以學結構力學，四年級則學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和普通物理。但橋梁專業的微積分和物理學可以不同于機械系的、它們各有側重點，有各自的例題和習題。學生越到高年級、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級所學的道理，也能夠明白還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學上還沒有辦法解釋。于是學習成為一個自然的延續過程，成為一種終身的事業：活到老、學到老。

這樣一種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優點：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級(或五年級)才算大學畢業，而是任何一個年級都可以畢業就業。一年級的畢業生可以在施工現場為工長；二年級的畢業生可以為設計室技術員；全程畢業可以做研究工作或為教授。高級人才的需求量本來就較少，這正好和新體制下各年級畢業的人數大體相符。

2、任何一個年級都可以招收新生。一個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干了若干年之后，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繼續入學。所以新體制有較大的靈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滿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多半希望進研究院或設計院，再不就是留校教書，把讀書本身當作了目的，而不是“學以致用”。他們的學問多少有點偏重畸輕。另一方面不少現場經驗豐富的工人干部，盡管才華出眾，一旦走上工人、技師這條路，卻再也無望成為教授、研究員。世界上有些國家實行雙軌制教育、即中學畢業后可以選擇進職業學校或正規大學。這種制度雖有利于滿足不同人才的需求，卻易形成社會中的等級觀念。而“習而學的工程教育”卻兼有雙軌制和單軌制的優點。

4、新體制下，大的工廠、施工現場都可以開辦正式大學。有志于學的不同年齡的人都能很容易地進入大學一二年級。學校教的東西來源于日常干的工作。這類大學特別適宜業余學習，由于學習和實際工作密切結合，學習就有興趣，同時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識領域的道路又敞開著。如果大企業都能辦大學，全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可以翻上幾番，而增加的經費支出卻很有限。

二伯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應對國家和社會有重大的意義。他的這套想法由來已久，但在舊社會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新中國成立后，他確實抱著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體制上闖出一條新路，在五十年代初他就寫過許多文章探討這個設想，但這個變革牽涉的面太廣，不但要有教育主管部門的同意，還要準備新的教材、新的師資、新的入學和畢業考核辦法。這一切光憑單槍匹馬，沒有一個龐大的班子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以后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他最得力的秘書也被打成右派，調到邊遠山區，他的設想也就束之高閣了。“四人幫”被粉碎后，改革之風吹遍神州大地。他那三十年前的想法又在頭腦里活動起來，可是他已年逾八旬，視力減退，難于閱讀，更艱于動筆，舊時的雄心，終于隨年齡的增長熄滅了。現在大家在紀念他，我認為最好的紀念方法，是將他最有益于人類的思想繼承下來，并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逐漸付諸實施。

 

（作者系茅老侄兒，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人員）